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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策劃—中國特色策劃之道:序
作者:賀一濤 時間:2009-3-16 字體:[大] [中] [小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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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幕:前傳——策劃的中國淵源
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曾說:“正四海者,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,必先定謀慮,便地形,利權稱”,“夫爭強之國,必先爭謀”。從這段文字當中,足可見到中國古代對謀略的重視。
在浩如煙海的中華五千年文化中,謀略文化對于推動當時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軍事的發(fā)展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。
今天我們重啟中國古代謀略這座寶藏,跨越時空,追尋歷代先賢的足跡,為當世策劃業(yè)探索寶貴啟示。
蘇秦讀的什么書
話說蘇秦第一次出山,跑去游說秦惠王,推銷自己的治國主張。秦惠王卻對他說:
“寡人聞之,毛羽不豐滿者,不可以高飛。文章不成者,不可以誅罰。道德不厚者,不可以使民。政教不順者,不可以煩大臣。今先生儼然不遠于千里而庭教之,愿以異日”。
你看,這就是碰了一鼻子灰,最后甚至搞到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,十分狼狽。但他并不死心,回到家里后把自己關起來,下苦功讀書,豐富自己的知識,最后再次出山,終于成功游說了六國合縱,成為身披六國相印的一代名謀。這里面就存在一個問題了:當時蘇秦面對的課題是治天下的大課題,他沒有出去“市場調研”,卻是躲在家里研究書本,最后居然成功了。那么他研究的是什么書呢?什么書具有如此奇效呢?
相傳蘇秦研究的就是《陰符經》!蛾幏洝啡珪挥腥僮,但其言深奧、其理精微,為古今修道第一真經!蛾幏洝芬晕逍校〞蟹Q為“五賊”)為核心代表元素,闡述了自然界萬物間相生相克的基本關系形態(tài)和運作規(guī)律;并闡述了根據該規(guī)律治國、處事的基本思想。其核心就在于,以自然變化的規(guī)律為指導,彌補自己的不足、施展自己的行為,才能把握住成功的機遇。而蘇秦也正是受到這套理論的啟發(fā),重新研究了天下形式之后,才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,從而再度出山,并成為當世名謀。
《陰符經》以自然規(guī)律為尊,而這也正是中國古代幾乎所有典籍尊崇的核心理念。
在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,對自然規(guī)律的總結和認識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高度,例如《易經》已經總結出自然變化的一般規(guī)律:自下而上、由內而外、不斷變化、靜虛核心。古代圣賢們把人做為承接、實現規(guī)律的主體,相對應的就按照規(guī)律對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所以我們幾乎可以從每一本古代典籍中找到關于圣人、大人、君子、小人的研究和界定。今天中國人常說的“做事先做人”正是歷代先賢不斷施以教化的結果。
自然規(guī)律的應用是極其廣泛的,古人們將其應用到為人處世、和諧家庭、醫(yī)為、軍事、外交、治理國家等方方面面,由此而發(fā)展中的典籍更是數不勝數,包括我們今天所熟知的《論語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素經》、《論衡》、《孫子兵法》等等寶貴典籍皆不出此列。而古代謀士們,通過學習這些典籍獲得知識,學習到了技能,從而服務于雇主,其中有的還將自己的思想整理、歸納,形成新的典籍流傳后世。例如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等——中國古代謀略已經形成了相對系統(tǒng)的理論體系。
相對于古代謀略來講,中國現代策劃業(yè)是很可憐的,因為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、系統(tǒng)的理論構架。雖然可以在書店里找到很多關于策劃的書籍,但它們首先被分割為營銷、廣告、傳播、消費者行為、管理等等若干塊。并沒有任何一塊有專門的、獨立的解釋什么是策劃,或者應該如何發(fā)展策略;這就導致出現了幾個眾說紛紜,難以統(tǒng)一的問題:
什么是策劃?
什么是策略?
策劃業(yè)的價值是什么?
對于入行新人的培養(yǎng),我們是告訴他“多讀書、多看案例”,還是有另一種系統(tǒng)、有效的方法?
今天的策劃業(yè)應當遵循什么樣的道德理念?
應當如何讓客戶和社會公司認知、認可策劃業(yè)?
對于上述問題,如果得出的答案是一個自己都不滿意的答案那就不要講;如果得不出一個清晰的答案,就只能評價為: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,又如何做的好呢?
那么古代的理論體系為什么沒有被有機的繼承下來呢?一方面是大家所熟知的,歷史上出現的文化斷層;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傳統(tǒng)文化到后來愈發(fā)偏頗于“重道輕術”,與客觀發(fā)展的環(huán)境不相適應(這也是出現斷層的必然原因)。
對于祖先留給我們的這座寶藏,我們應該批判的分析和繼承,這是探尋適合中國市場的策劃理論、實務體系的重要渠道。
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
這是諸葛亮在《出師表》中留下的千古名句。諸葛亮能為后人們所敬仰不僅因為他一身經天緯地的才略,也是因為他高尚的道德修養(yǎng)。后世人們在表達自己對君主、國家的忠心和決心時,也經常引用“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”。
在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思想中,關于君子、小人、大人、圣賢的界定非常清晰。所以也可以說傳統(tǒng)文化就是一部“人學”。例如孔子曾言:“君子有九思:視思明、聽思聰、色思溫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敬、疑思問、忿思難、見得思義!保弧独へ浴の难浴氛f:“君子黃中通理,正位居體,美在其中,而暢于四肢,發(fā)于事業(yè),美之至也!钡鹊。
而古時的謀略家們,更把這些教導引伸為自己所應遵守的職業(yè)道德了。由于在古代這些教導針對學者、社會上層人士非常普及,所以謀略家們?yōu)榱粟A得(潛在)雇主,以及相關友人的依賴,他們也必須理解這些道德操守,并且身體力行。正所謂做事先做人;反過來講,職業(yè)道德又可以幫助(潛在)雇主們認知、評價謀士,對謀士的角色進行確認。因為道德標準本身就是凌駕于專業(yè)標準之上的,而且對于通過專業(yè)認知、評價有難度的非本專業(yè)人士來說,道德標準能成為他們發(fā)展自己認識,獲取有價值的判斷信息的重要途徑。
我們一般講到職業(yè)道德的時候,大家更多的是想起一些呆板的說教,或者約束力很差的條框,而全然忘掉了職業(yè)道德可以幫助業(yè)者取得包括非本專業(yè)人士在內的認可與信賴。
在古代,“功成身退”也是謀士們處事很重要的一項價值標準。例如張良不肯居功,退封于“留”地,成為“留候”;南朝齊梁之際的陶弘景,更是及早掛冠,成了“山中宰相”。
古人不肯居功當然有其深義所在,不可以簡單的理解為自謙,尤其是接受了道家思想教育的古代賢者們。
但若拿今天策劃業(yè)里某些人、事跟古人們去比,那才叫無地自容呢。某個企業(yè)成功了,后面會冒出一堆各類型的策劃公司跟外界講“他們的策劃是我們做的”、“當初他們這方面的工作都是我們做的”……大概在12年前,西安一家做西式糕點的連鎖店經營的很好,尤其他們的VI系統(tǒng)設計很有新意。于是我先后至少聽到過5位設計師講,這個企業(yè)的VI是他設計的;其中有三位設計師的電腦里存著這套VI案例。時間已經過去了12年,策劃業(yè)里冒名、冒功之風尤甚!
這么做的結果是什么呢?客戶可能寫不出策劃方案,可能也不知道應該如何科學的審查一份方案,他們更可能做不出平面作品……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從最基本的道德價值層面上去認知、評價策劃業(yè)。冒名、冒功之風氣濃烈了,只會讓客戶群體及社會公眾質疑策劃業(yè)界的道德水準,進而質疑到專業(yè)水平。
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是一部“人學”,所以極其重視人的道德修養(yǎng),有德之士會受到人們的尊重與推崇;而今天活躍在策劃界、商界里更多的是一部“錢學”——只要有了錢,就“英雄不問出處”;錢越多、名越大,越證明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的本領高強;如果你要反駁,別人就會反問你:那人家一年能掙那么多,你呢?好吧,中國有多少人比黃光裕的名氣大,比
他錢多?當然中國也有柳傳志、寧高寧、張瑞敏。但可以充分肯定的是,如果金錢導向的評判標準愈發(fā)強,只能帶來更多的黃光裕們。
我并不是講傳統(tǒng)的都是好的,那不如講讓時光倒流,我們都回去做古人好了。但這部“人學”的要義,古代先賢們高尚的職業(yè)操守,他們對所謂功名利祿的清晰認知,以及做為現代來講,策劃人、策劃公司、策劃業(yè)應當遵循什么樣的職業(yè)道德,這樣的職業(yè)道德能為行業(yè)、客戶、社會帶去什么樣的價值,才是需要我們冷靜思考的。
姜太公釣魚和毛遂應聘
一天,有個打柴的來到溪邊,見姜太公用不放魚餌的直鉤在水面上釣魚,便對他說:“老先生,像你這樣釣魚,100年也釣不到一條的!” 太公舉了舉釣竿,說:“對你說實話吧!我不是為了釣到魚,而是為了釣到王與侯!” 最后果然“釣”到了周文王,自己也成為西周開國丞相。
毛遂則是沉寂在平原君門下三年,一直等到秦國攻打趙國時,才自薦爭取到了陪同平原君赴楚國求救兵的任務,并且施展自己的才華,成功說服了楚王。
姜太公釣魚、毛遂自薦都已成為千古美談,也是歷代能人志士們說服當權者使用自己的借鑒。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,無論姜太公、毛遂,或者諸葛亮、張良全都是依附于某個權勢者的麾下,方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華。這和今天策劃人獨立、第三方的角色完全不同,所以我們權且將古代謀士與雇主間的關系稱之為全職雇傭關系。
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“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”、“功成身退”,乃至“生為X家臣,死為X家鬼”的忠烈觀,也與全職雇傭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。
古代沒有策劃公司,社會也不承認獨立的謀略專家們組成的機構,所以謀士們?yōu)榱酥\生,也為了成就自己的理想,只能選擇步入仕途;其次現代經濟高度發(fā)達,今天人們在很多時候都會談論起經濟領域的競爭,并且交流自己的思想、觀點。而中國古代“重濃抑商”的思想直接限制了經濟和科技的發(fā)展,謀士們謀業(yè)大多集中在政治、軍事、外交領域,要做這些事情顯然也必須踏入仕途;最后,當權者們對擁有雄才大略的謀士的態(tài)度其實是很矛盾的。一方面想把人才收歸己用,而另一方面,他們深知這些謀士的才華既可幫自己興邦,又可能讓自己亡國,所以當權者們對謀士是既愛又怕。今天的政治是很開明的,當然這也與社會發(fā)展的階段有直接關系,古代就不是這樣,不允許普通百姓或者官員們隨便議論國政,否則就有人說你想謀反。所以當權者們更要抓緊對謀士的管理了。這在一定程度上,也限制了謀士自身的發(fā)展機會。
以上三項,是古代謀士必須依附于權勢者,并形成全職雇傭關系的原因。那么這種關系又對中國古代謀略產生了什么影響呢?
從反方面來看,在全職雇傭關系的背景下,謀士很多時候必須遷就、順從于雇主的意志,即便這是錯誤的。例如即使諸葛孔明之雄才偉略,也無法勸阻劉備在痛失關羽、張飛的背景下破壞聯吳抗曹的戰(zhàn)略,領兵攻吳,結果被陸遜火燒連營。因為謀士角色不是獨立的,所以他的謀略也不可能獨立主張。說句最通俗的話,人家每個月給你發(fā)著工資,養(yǎng)著你全家,你有什么理由不聽人家的?甚至人家掌握著你的生殺大權,你敢不聽嗎?所以謀士有時肯定會為了保全自己而不講真言了。例如《宰相劉羅鍋》里面的劉庸。他明知道文字獄是特大冤案,也向乾隆力諫,可是乾隆一發(fā)火他不也就什么都不敢說了。一邊是皇上的火,一邊是奸臣的挑撥,忠臣也沒辦法啊,因為這腦袋要是沒了,說什么都沒用。我們來設想一下,如果在皇上發(fā)火的第二天,恰巧有一位他喜歡的外國使節(jié)到訪。使節(jié)聞知文字獄后巧妙向皇上進言,那又會是什么樣的效果呢?首先皇上不會殺了使節(jié),除非他想打仗;其次如果使節(jié)的話夠巧妙,就有可能撬動皇上深層次的思考,最后可能來個讓剛開始的文字獄不了了之,不再提起了。當然這個結果是虛構的,但有一點我們可以確認,敢在第二天巧妙進言的人絕不是皇上手下的大臣,一定是類如使節(jié)等第三方角色。
從正面來看,全職雇傭關系最大成就就是促成了謀士與雇主間相對穩(wěn)定的關系,具備了較強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基礎。維護這種關系,謀士主要的手段就是讓雇主知道自己的忠心,自己放心,而且不斷的充實自己的專業(yè)本領,讓雇主更加信賴自己;另一方面從雇主來說,要維護這種關系,最主要的就是表現出自己博大的心胸,讓謀士們有一個盡情施展的舞臺。這方面的例子我們看楚漢爭霸就是最明顯的了,項羽太能干了,底下人沒有發(fā)揮的空間,就成了低能兒——真正有本領的人也不愿意投項羽;劉邦本是市井流氓,可他會用人啊,他知道應該給手下充分的施展空間,所以自然就“謀士如云、良將如雨”了。
古代很多謀士能揮灑自如的逞功于天地之間,得益于全職雇傭型關系;而又有許多謀士、謀略的失敗,也要歸究于全職雇傭型關系。我們說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,謀士與雇主間的關系也決定了謀略運作的方式,并且直接影響到結果。這個關系的問題,在今天更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。今天策劃人、策劃公司與客戶間的關系僅是“兼職雇傭關系”,要建設成為可持續(xù)、互生型關系,面臨的困難更大。
在策劃業(yè),“明天的早餐”在哪里已經成為一個普遍問題,策劃公司總是處于“相對富!钡纳孢吘壣稀D阏f他有錢沒有,有的,上一個客戶給的;可是可能過段時間就又沒錢了,錢緊了,為什么?下一個客戶還沒進來呢。過短的合作周期不僅使策劃公司的持續(xù)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,而且直接影響到其經營體系——很多策劃公司的經營體系實際是混亂的,下一個經營周期該花什么錢?花多少?為什么?以及能贏得什么?這些問題找不到答案。∑涓驹蛘谟跊]有與客戶間發(fā)展出科學的、可持續(xù)的關系系統(tǒng);而從客戶方面來說,研究如何建設雙方關系最大的意義就是擁有一家適合的、穩(wěn)定的策劃服務提供商了。這是很多客戶的美好愿望,但能實現的卻是少數中的少數。客戶很明白,不斷尋找新策劃公司本身就是件浪費資源的工作。
雙方要建立起和諧的、可持續(xù)的伙伴型關系,其前提就是對對方的角色、責任、權益的清晰界定,沒有這個基礎,關系系統(tǒng)必然是混亂、難以持續(xù)的。
全陪服務
曾經聽到過一個說法,講古代的大臣們上朝前要在家先跟老婆擁抱一下,為什么呢?就是怕今天去了回不來。要是一句話講不對,惹得皇上發(fā)了火,小命可能就不保了。要我想,也不至于天天擁抱,不過要是遇著了什么節(jié)骨眼的事情,那就有必要了。
這古代的謀士可真是辛苦啊,既要給皇上出主意、想辦法,還要在皇上性致高的時候陪著呤詩作賦;當國家有危難的時候,謀士們必得挺身而出,但一個主意出的不對就可能丟掉了性命。所以我戲言古代謀士提供的是“全陪服務”——連命都陪上了。
如果僅僅根據直觀經驗來判斷,古代謀士們向雇主提供的產品就是他們的謀略,好象是坐在那里跟雇主聊聊情況,然后就想出個點子告訴雇主,任務就完成了。其實不然!端疂G傳》里的智多星吳用,他也不是閑坐在聚義廳里,捋捋胡子告訴宋江一個什么點子,而是隨軍出戰(zhàn),根據戰(zhàn)場變化隨時向首領提供計謀:再看蘇秦、張儀,一個合縱、一個連橫,哪個不是又出主意,又負責實行的?如果要說到中國人都熟悉和敬仰的諸葛亮那就更了不得了,七出祁山,最終勞累病死在戰(zhàn)場,真的是“死而后已”(今天社會上有一股非常令人厭惡的翻案之風,把忠說成奸,把奸說成忠,講諸葛亮是想當皇帝才北伐。這種小丑般的行徑實在應當人人喊打)。謀略或者說計謀只是謀士們能提供給雇主的一項基本產品,就象現在市場上賣的手機必須能通話一樣。雇主們的要求并不僅僅是“一部能通話的手機”,而是“能賣掉的手機”,你看,這要求就高的多了吧。所以古代謀士們向雇主提供的產品是包括定計、施行、監(jiān)控及調整、追蹤的全套智謀服務。其最終目的是雇主目標的達成,而過程中始終關
注的則是相關局勢的變化。
劉備三次找諸葛亮,諸葛亮第三次才見他,并且給他提供了一個“三分天下”的策略。這“三分天下”不是諸葛亮隨便想的(今天一些點子大師們把坐在辦公室跟客戶神侃理解為運籌帷幄,真是很可憐),而是深入分析歷史,找出了當時中國政局大環(huán)境變化的一般規(guī)律,即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,且深入分析了當時各方勢力的力量對比、之間關系,及各方勢力本身的存在價值之后,才得出一個“三分天下”。這就是定計。
而后,諸葛亮首先建議劉備應當找一個更加鞏固的根據地,以增強自身的生存能力,并將目光放在荊洲。這就是施行。
諸葛亮過江與東吳洽談聯合抗曹事宜之時,周瑜給他出了道題目:東吳的箭不夠,怎么辦?這肯定是諸葛亮事先沒有想到的。但他迅速就構思出一個“草船借箭”,成功的從曹操手里“騙”到數萬箭。這就是監(jiān)控及調整。不過我想在這里多說一句,“草船借箭”看起來好象可以用“好點子”來形容,其實不然。這同樣是一項策略,是建立在對軍事對峙,以及天文氣象的深入了解基礎之上,才能發(fā)展出的策略。
我們來做個假設,如果在赤壁之戰(zhàn)取得勝利以后,諸葛亮跑去向劉備請功,而后要劉備大宴三天,就再沒了下文。那在這場大戰(zhàn)中,劉備得到了什么,誰才是真正的贏家?所以諸葛亮就為劉備制定了趁東吳軍不能注意,而曹操無法回身之際,奪取荊洲這個戰(zhàn)略要地。并且早在奪取之前,他就算準了東吳會如何討還,從而預先定下了應對之策,這就是追蹤。
古代謀士的真正產品不是計謀,而是全套服務。制定計謀的能力只不過是對謀士一個最基本的評價標準罷了——連計謀都不會出,怎么能算是謀士?但只會出計謀,別的什么也干不了,那就不是個優(yōu)秀的謀士了。
而今天國內策劃業(yè)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產品例如策劃案、文案、平面設計等當成了作品,就象認為謀士的產品僅是計謀一樣。是有很多策劃公司講“我們?yōu)榭蛻籼峁⿲I(yè)的服務”,但那些所謂服務的形式不過是出臺一項又一項的作品,除此之外別無其他。而形成這種局面的根本恐怕在于,古代謀士依托于強大的理論體系學習,具備了相應實力,從而能夠發(fā)展出相對全面的服務;而今天策劃業(yè)卻是缺乏理論體系的,我們能看到、能學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術,例如平面軟件使用等等。但關于策劃領域很多需要的,卻沒有,出現了理論的空白。如果策劃公司僅僅掌了某些具體的制作技術,那他的產品也只能就是他的作品了。
今昔對照
現在有些人已經意識到了,中國古代曾經輝煌的策劃業(yè)為什么蹤影全無?為什么當代策劃業(yè)出不了孔明、姜子牙,或者出個管仲也可以?出不了,當代策劃業(yè)沒有這些人。原因在哪里呢?
1、 理論體系
古代謀略服務的領域主要包括政治、軍事、外交等方面,而在這些領域中,均形成了
較系統(tǒng)的理論構架,這就使欲從事謀略職業(yè)的人可以得到系統(tǒng)的學習,使正在從事謀略職業(yè)的人可以得到有機的提升。系統(tǒng)的理論也在不斷指導著實踐的升級。
而今天策劃業(yè)幾乎沒有自己的理論,能夠用于系統(tǒng)學習的更多的集中在平面設計領域,例如軟件使用等等。今天入行或者即將入行的新人往往得不到系統(tǒng)的培養(yǎng),實踐也得不到理論的指引。無怪乎從業(yè)人員整體技能水平較低了。
2、 角色認知與評價
古代謀士的職業(yè)道德是幫助他們獲得雇主認知和客觀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。雖然同出
一樣的文化體系,但術業(yè)有專攻,雇主們也未必完全理解謀士的專業(yè)思想和才干。所以他們自然而然的依據“人學”中相關要義對謀士進行評議,最后得出其是否符合謀士角色的結論。
這種認知與評價的體系在古代也是較為統(tǒng)一的,這就使謀士和雇主們能夠在同一觀念平臺上相互認知和評價,促進了雙方相對穩(wěn)定的、可持續(xù)的關系建設。
而現代策劃業(yè)不僅沒有完善的職業(yè)道德規(guī)范,甚至角色內涵和價值都不完善!敖g士”、“策劃就是出點子”、“策劃就是騙人”難道不是一些客戶及社會公眾對策劃職業(yè)者的看法嗎?基于這種認知,自然會影響到策劃業(yè)與客戶、社會公眾間正確關系的建設。所以有時我們講行業(yè)太混亂,濫竽充數的、靠關系吃飯的、包裝出的偽大師、偽專家到處都是?蛻襞c社會公眾對策劃業(yè)已經存在了上述認知,但策劃業(yè)中的各個公司依然要生存下去,怎么辦,只有采取“非常手段”了。
3、 雇傭雙方的關系
在古代,謀士們依附于雇主而發(fā)揮作用,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打工?赡悴还芩
是不是在打工,古代謀士確實與雇主建立了一種相對穩(wěn)定、可持續(xù)的關系,雙方都在通過這條關系渠道汲取所需的養(yǎng)份。
而今天策劃業(yè)與客戶、社會間并沒有發(fā)展出相對穩(wěn)定、可持續(xù)的關系,從微觀層面來看,很多策劃合作走不到合同的終點就是有力證明。這源于理論、方法(策略)缺失,所導致的服務乏力——并不能幫助客戶實現事業(yè)成長,于是讓客戶對策劃業(yè)的角色內涵及價值產生質疑,自然的影響到了雙方關系。
4、 對產品的界定
有些策劃人會這樣講某客戶:他們太可笑了,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賣什么……
是啊,如果連自己的產品究竟是什么都不能清晰界定,又怎么能建設自己的競爭優(yōu)勢,
在市場中搏得一份利基呢?
所以就要發(fā)問了,策劃公司的產品是什么?
古代謀略的產品是全面服務,不僅提供計謀,也要提供實施,隨時幫助雇主調整計謀,追求效果最大化;今天策劃公司的產品又是什么?看看在用什么賺錢就知道了。所以把虛偽的“為客戶服務”的面具撕掉吧,如果策劃公司說我就是印刷做的好,或者就是設計做的好倒還實在點。今天策劃業(yè)賣掉的是自己的作品,所以有些人把制作這個作品的過程理解為“服務”。
對產品理解偏頗的根本原因是,由于理論體系的缺失,策劃公司可依賴的學習資料并不系統(tǒng),也不全面,他們只掌握了支持某些制作的技術能力,并沒有掌握全面客戶服務的能力,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把產品理解為作品了。
讓我們來做個簡明的總結,古今對比,現代策劃業(yè)根本的問題集中在三點:
1、 由于理論體系的缺失,導致根本生產力——策略的缺失;
2、 由于策略的缺失,造成服務不到位,從而使客戶對策劃職業(yè)者的角色內涵、價值發(fā)生質疑——對角色的質疑;
3、 由于質疑策劃業(yè)的角色內涵與價值,所以客戶根本不可能與之發(fā)展科學的、可持續(xù)的關系,而策劃公司在這點上即便心有余,也力不足,除非能消除客戶的角色質疑——雇傭雙方未形成科學、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關系。
正因為這三點問題,造成了當代策劃業(yè)許許多多的問題,嚴重影響了行業(yè)的健康發(fā)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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